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其二，是因为这些法律方法都是经由职业法律人临床实践，并由法律学者总结归纳而成的，而不是行外人的法律思考所能获得的。拉德布鲁赫在谈到法律人的两种生活方式时，指出了法律人士的正义感和外行人士的正义感的差别，他接着说：如果这两种法律结构相互不渗透的话，它们将导致形式的蚁化。

Ruggero J. Aldisert法官说，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的陈述句，必须源泉自某种权威（如宪法条文、成文法或判例法），这一点与日常生活中的推理不同。当法律方法聚焦到司法理念上，就交织着许多对应的或曰二元论式的矛盾关系。被害人的人品与工作都很优秀。于是气乎乎地准备投票来撤销其学位。恩吉斯在《法律思维导论》中讲述了一个中止妊娠医疗案，其中涉及当时德国法上的一个漏洞。

因此，苏力在许多场合表现出不支持法官的职业化和法律活动的职业化的倾向。苏力对笔者关于法律思维习惯的六点概括的批评，考虑到本文的篇幅，恕笔者在此不作细节上的一一回应。如果最高法院能够有效利用法院系统内部的信息网络建构一个全国统一的行政法官意见交换平台，以便各地各级法院的行政法官随时随地为行政审判事业发展的基本政策的形成贡献自己的点滴智慧，那么，以经济简便的方式加速行政法官职业共同体共识的形成过程的理想就得到了实现。

既然前述的自然法超验价值是发源于人性深处的美德，那么，它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内心深处都是一样地潜在着的。如果各种争议解决机制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况下各自为政地分散发展，一旦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这一命脉，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法律救济制度整体功能的迅速下滑。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公共行政体制也随之越来越精细化分工的情况下，行政审判必将随之变成一种高度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知识生产过程。第二，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合力。

从英美ADR和德日非正式救济制度的实践来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建构必须有一个核心制度作为支撑，而这个核心制度就是审判制度。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形态要实现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转型，都必须以具有本国特色的方式将自然法上的超验价值进一步提升到人类文明共同体法的水平上。

当务之急是将该意见所言之公民诉权有效保护的宗旨纳入《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修改之中，在个案审判实践中予以贯彻落实。（三）将自然法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纳入审判依据的范围 历史地看，通过司法裁判来及时地发展和确立一整套简明扼要的一般法律原则而不是通过繁琐缜密的条文来弥补法律制度的漏洞，是实质法治建设在方法论上区别于形式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突破口之一正在于建构一个视野开阔的审判依据理论，将自然法的超验价值观念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纳入行政审判的依据范围，以行政审判特有的程序、语言和方式去发现、阐述和适用那些具有人类普适性的自然法则与文明共同体法规范，进而形成一套特殊的法律解释和推理方法论。笔者看来，这种制度优势主要是行政裁判效力的终局性。

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权威不仅有赖于一府两院的尊重，更有赖于自身制度建设的完善。我国行政审判制度改革的艰巨性在于：非专业化的审判人员正在承担着高度专业化的行政审判任务。东方儒家传统文化、中东伊斯兰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只是世界各国人民领会、表达和贯彻自然法的方式而已，并无优劣之分。[4]就行政审判制度而言，要想在国家法律监督制度的体系中形成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制度合力，它自身就必须在保障人民代表大会主权者的地位及其监督职能的前提下，力图与行政权、检察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充满活力的分权制衡关系。

将法官的司法裁量权确立为审判制度运行层面的核心，通过一套司法裁量权的行使规则，使其保持既适度又充满活力的司法能动性，是行政审判制度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的必由之路（一）酝酿政策共识 从司法职业危机的预防和化解的角度来看，专职行政法官群体必须尽快形成有关行政审判事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共识。

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特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种角度着眼,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编辑部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这种共识必须明确而又坚定。

（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的渊源是否扎实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制得以区分的第二道分水岭是人类文明共同体法的渊源是否扎实。如果各种争议解决机制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况下各自为政地分散发展，一旦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这一命脉，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法律救济制度整体功能的迅速下滑。将法官的司法裁量权确立为审判制度运行层面的核心，通过一套司法裁量权的行使规则，使其保持既适度又充满活力的司法能动性，是行政审判制度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的必由之路。无论来源何处、采取何种的表现形式，自然法之所以被尊崇为神圣的理性、超验永恒的伦理，是因为它是人性内在固有的美德。从实在法的角度来看，自然法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具有世界普适性的一般法律原则。这种共识必须是内在自发的。

欧陆和日本的行政审判制度在二战以前大多以公共法律秩序的维护为本位，兼顾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二战以后逐步实现目的定位的转型，以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本位而考虑公共法律秩序的维护。它是深藏在人性之中的美德，是人类原初固有的道德品质。

如果说审判制度是法律救济体系的核心，那么，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度则是国家法律监督制度体系的基石，这块基石一旦弱化或者错位，将导致整个国家法律制度基础的动摇。（三）彰显制度优势 行政审判制度向实质法治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加强审判制度特殊优势的过程。

第二，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合力。分权制衡原则划定了它在范围和方式上的界限，而自由、平等、民主、秩序、效率等正义价值确定了它在目的定位和功能指向方面的界限。

历史地看，一国法律制度凡在整体上缺失这种自然法上的灵魂内核，则必属专制之恶法，它虽可以使国家一时强大，但必然贻祸后世，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战国时期诸国之变法即属此例。消除无谓的内耗是司法改革走向实质法治阶段必须跨越的一级台阶。在这里，焦作房产案可谓反面典型之极致。行政裁判的公信力只可从行政审判制度自身的完善中内向地诉求，而不可能外向地向社会索求。

就此而言，实质法治本质上不是严格规范的法律治理模式，而是基于一般原则的法律治理模式。从英美ADR和德日非正式救济制度的实践来看，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建构必须有一个核心制度作为支撑，而这个核心制度就是审判制度。

它的形成过程必须是开放而又自觉的，每一位有志于行政审判事业的法官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职业共同体共识的形成过程中来。这就意味着，在宪法诉讼尚未成为一类单独的诉讼类型而确立起来的现实背景下，行政审判制度实际上还承载着宪法诉讼的功能，在推动政府法治建设的同时还要推动国家民主宪政的建设。

这是行政裁判公信力的命脉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形态要实现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转型，都必须以具有本国特色的方式将自然法上的超验价值进一步提升到人类文明共同体法的水平上。

在此历史背景下，实质法治应当成为我国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走向深化的基本方向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的一个基本思路。  【摘要】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是以公正、高效和权威为基本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其渗透于我国司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之中,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如何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法律治理模式下，制定法规范的制定、解释、发现和适用只有借助法律价值的还原链条，从一般法律原则那里寻找到最终根据时才能获得完全的实质合法性证明。但是，永恒的自然法之所以永恒，是因为人性、良心和美德的永恒。

在此双重界限内形成一套明细的司法裁量权规则，是行政审判制度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的基本措施。行政审判制度建设的重点从形式法治迈向实质法治，绝非只是行政审判制度自身发展的局部转型，而是整个国家宪政制度文明形态发展道路的历史转型。

第一，不同类型诉讼制度之间的制度合力。令人振奋的是，自然法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在我国公法领域中已初见端倪，主要地表现为诸如人权保障、分权制衡、民主、平等、比例、信赖保护、正当程序、依法行政等具有世界普适性的一般法律原则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公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之中。

如果最高法院能够有效利用法院系统内部的信息网络建构一个全国统一的行政法官意见交换平台，以便各地各级法院的行政法官随时随地为行政审判事业发展的基本政策的形成贡献自己的点滴智慧，那么，以经济简便的方式加速行政法官职业共同体共识的形成过程的理想就得到了实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公共行政体制也随之越来越精细化分工的情况下，行政审判必将随之变成一种高度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知识生产过程。